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_刘仲华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NORTHWESTMINORITIESUNIVERSITY(SocialSciences)1997年第3期No.3.1997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

刘仲华

  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民族识别产生很早,夏商时期就已有民族区分的观念和称谓,如《竹书纪年》《、尚书》和《诗经》中就有“夷”、“西戎”、“蛮”、“狄”的记载。殷虚出土的甲骨文和商周时期的金文,也有同样的字眼,而且已具有族称的意义。周朝除夏族外,四方还有夷、狄、戎、蛮等民族集团,这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是很多的。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结果列国内乱,诸侯

①兼并。与此同时,各民族集团之间冲突也不断,形成了“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在利益冲突

之下,诸夏侯国一面尊王,一面攘夷。民族区分的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重视。诸夏各国不

②③仅歧视异族,认为“戎,禽兽也”“,狄,豺狼之德也”。而且坚决反对夷狄猾夏“,不以中国从夷

④狄”。尽管如此严格区分华夷,但这只是反映了当时诸夏与夷狄集团在各种利益上的冲突。事实上,我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壁垒森严的民族界限,诸夏、夷、狄、戎、蛮等概念的区分,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人们在利益上的冲突和文化生活上的不同而已。

一、诸夏与夷狄不是地域、血缘上的区别

首先,诸夏与夷狄在地域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一种杂处的局面。如左文公九年秋,

⑤楚“自东夷伐陈”,据此可推知东夷在陈、楚之间。又陆浑蛮,在伊洛上源,故晋荀吴欲灭陆

浑,先有事于三涂⑥。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大概当时诸夏各国都是农耕文化,有城郭、郊疆,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而当时已开垦的农耕土地并不广泛,还有大片的土地是荒草、水泽。这些地方多属边鄙之地,正是蛮夷生活的地方。夷狄等民族集团一般都以游牧渔猎为生,常见迁徙,多居于农耕居民的城郭之外,正所谓“: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

⑦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由于经济生活的不同,诸夏主要集中在大河两岸谷地和平原地带,

而夷狄则多集中于山林、水泽之地。我国地形复杂,山林、水泽与平原、河谷错落有致,这就自然地形成了诸夏与夷狄的杂处和相对聚居。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整个诸夏各国与夷狄民族集团是一种大杂处、小聚居的局面。

由于诸夏与夷狄的杂处局面,所以古代天下的概念,不仅包括诸夏,而且包括夷狄蛮戎,故

⑨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⑧“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在《诗经》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⑩之滨,莫非王臣。”可见诸夏和夷狄都是构成圣王治天下、四海一所不可缺少的必要组成部

分。诸夏与夷狄的区分是以华夷一统思想为前提的,故有“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

ω λ λ 可弃也。”而且在民族政策上规定“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其次,诸夏和夷狄在血缘上也难以区分。《孟子》一书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ξψλ λ 人”。后来的陆贾说“文王出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这里的舜、文王、禹显然是华夏族的圣—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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