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宣言》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再是发达国家“奢侈的专利” 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思想,以区别于但丁曾经说过的“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苦"的旧纪元。恩格斯回信到:“除了《共产党宣言》中摘出的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是,在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以高于8%的速度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国人的生活依旧是“压力山大”,云南躲猫猫、贵州俯卧撑、湖北捞尸船、重庆黑社会、北京圈地运动、上海钓鱼执法、广州飞车抢劫等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似乎,中国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目标背道而驰,难道“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只是发达国家应该关注的“奢侈”问题么?我们真的需要等到坐拥足够的经济基础的时候才能去搞上层建筑吗?忽略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背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民意识和民主法治的滞后。那么,提高民主参与、社会保障、教育水平等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经说过:“发展的途径与最终目的,应该是人的自由权利的发展。”在这里,发展不仅仅是GDP、工资水平和生产效益,还包含了政治参与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实现、透明性制度体制的建立以及对人身财产安全的有效保护。更有实践证明:在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经济改革首当其冲,但是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的各项措施紧随其后开展,也正是因为上述各项因素内在的相互关联性和促进性,使得日本很快由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转变为现代化的新兴国家。

长久以来,发展的含义长期以来被我们单一化、扭曲化。很多人视GDP或者人均收入的增长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这有情可原,因为中国正在用几十年的时间经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变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重视GDP,重视工资增长,重视企业利润。我们推行的往往是集体利益至上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政策一般都是“大处着眼”、“高瞻远瞩”,由集体至个人,先集体后个人。逻辑是:只有整体好了,社会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推动人民生活的提升。如此,我们忽略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忽略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对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而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认为,在任何发展阶段,中国都应该不抛弃、不放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再是发达国家“奢侈的专利”。 试想将上面的逻辑倒过来:如果一个社会满足了个人基本的自由权利的发展,个体的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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