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识轨三经济改革和宪政转

法律知识轨三经济改革和宪政转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三

中国的发展绩效大大低于官方数据所显示情况。沃尔夫(Wolf,1998,P17)证明,即便中国的增长率比日本、台湾、南韩、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因为1979年中国相当低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2015年前中国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因此,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与增长率的差别相比,我们必须给予前者更多的关注。

一些经济学家论证说,中国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成功的转轨不是必要的,这等价于如下错误论断:“1930年代苏联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将确保苏联社会主义体制长期成功”。其他经济学家(Qian,1999)把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看作是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的主要解释,这也许不令人非常信服。既然后共产主义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比中国的共产党中央集权政府体制更接近于财政联邦主义,东欧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一定比中国不同省区制度试验的多样性大得多,如果财政联邦主义是转轨绩效差异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的话,那么应该有更好转轨绩效的是东欧而不是中国。根据我们前面讨论的,不同的起始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模仿空间,以及不精确的中国官方数据解释了转轨绩效的差别。

经济转轨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部分,转轨的速度和时间由它的推动机制所决定。因此,下一节将集中在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上。

3、转轨的推动机制

许多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Yang, 2003,第1章),这表明因为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欧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非常大国。许多小国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政府的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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