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

两会的召开再度将所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话题推上了社会舆论的擂台,的确,在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日益触目惊心的当下,这个问题总是能够触动所有人的神经。从贾庆林主席到温家宝总理,他们都在各自的报告内花了很大的篇幅突出阐述了这项艰巨任务。可以预计,在两会接下来的议程中,会场内外一定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讨论;而在两会以后,它也将成为一段时间内各级政府的着力重心之一。考虑到我们正处于尚未真正走出金融危机、内需亟待振兴的语境之下,它就更加被赋予特别的期许。

然而,就像任何一种疾病一样,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一个病征,要治疗这个病,首先要诊断清楚造成这种严重病症的究竟是何种疾病以及其内在机理。否则,轻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多只能缓解一点表皮的病痛,于真正的治本毫无益处;重则本末倒置、庸医杀人,非但治不了病,反而引发许多其他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当前舆论在讨论社会财富分配时往往将焦点全部集中在民众的贫富差距上。但若全面而深入地作一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其实应当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换言之,也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比例问题。在这个层面,我想用不着罗列许多事实与数据,近年来人们议论得很多的“国富民穷”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第二个层次内部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国”的内部,也就是各级政府之间——尤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收入事权不匹配问题。当下的共识是: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收入“七三开”而支出“三七开”的倒挂。研究普遍认为,这是造成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以及房价急剧上涨的首要原因。二是民众与民众之间的贫富分化,亦即可以用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那部分差距。毫无疑问,这是当下举国上下倾注最大心力关注的那部分,因为这部分的差距是寻常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感受到的。

在我看来,当前日益显现的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其实未必是民众个体之间的贫富分化,而正是政府与民众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衡所导致的。频繁见诸报端的因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动拆迁而引发的极端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我个人还认为,以税收调节为代表的所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只能适用于我所说的“国与民”和“国内部”这两个领域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此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垄断性资源能源体制改革也是扭转日益明显的“国富民穷”和“中央富地方穷”的不良趋势的重要手段。

再看容易引起群情激奋的民间财富分配分化的问题,看看这是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吗?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是不存在最高的“终极分配者”的。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份包含有特定智力和体力含量的工作,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日以继夜辛劳了一个月才勉强完成,而乙仅用两三天时间就轻松解决。原因也可能是乙的天赋智力和体力要远远高于甲,也可能仅仅是他运气好……这时候如何来“科学合理地分配”?还有一种情况更常见,难度相同的一份工作,在上海4000元月薪,在安徽却只能拿到1500元;甚至同样在上海,在甲公司5000元月薪,在乙公司却只能拿到3000元。因此,在就全社会的财富“分配”来说,每个人的收益只能依据结果来定。而保证这一切顺利运转的基础,正是公民的自由权利——— 由于不满意收入差距,安徽员工可以迁徙到上海,上海员工可以从乙公司跳槽到甲公司,只要对方愿意接纳他们。因此,在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收入不是谁“分配”的,而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我当然不会据此就无视中国严重的财富占有不公现状,但这不是所谓“分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分配制度”。在我的逻辑里,既然收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那么收入状况不公正的罪魁自然是市场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完善。让我们来看看当前社会领域中(“民与民”之间)的收入不公最突出的三个成因——

首先是近年来愈演愈烈和最受诟病的以权谋私、钱权交易——— 也就是掌握或接近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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