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

南帆

罗兰·巴特曾经感叹地说:“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可胜数。”[1]可是,提出“叙事话语”这样的概念却是不久的事情。此前,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叙事话语的存在--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特殊的话语类型,叙事意味着话语对于实在的一种简化,一种排列,同时也包含着一种解释。他们更习惯于省略“叙事”环节,无视叙事话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功能,欣然地将叙事的内容作为实在本身予以接受。这是叙事话语所产生的幻觉。叙事学的出现破坏了这种幻觉。通过叙事学,人们从叙事话语背后看到了幻觉赖以产生的一系列精密框架,看到种种叙事成规如何通过种种文本互相传递。这些叙事框架与叙事成规不仅意味着叙事话语的运作支撑点,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它们体现的叙事知识同时还出示了--用利奥塔的话说--社会的“法定标准”。利奥塔指出,许多流行故事不外讲述了主人公事业的成败荣辱。然而,“这些成败的教训,不但使社会制度合法化[也就是所谓的 具有神话功能 ],同时也表现主人公[或成或败]是如何在既定制度之中适应自己,并形成正反两种生活模式。从一方面看,各种叙事性的说法,是源自社会,但换一角度来看,这些说法又让社会自身去界定社会的法定标准,然后再依这些标准去评价,哪些巳然在社会中实践了的说法,哪些是可在社会中实践的说法。”[2]这些发现意味着,叙事学同样将汇入科学主义肢解乃至破除神话的行列。当然,这些发现仍然遭受到许多有意无意的抵制。人们必须估计到,叙事话语所产生的幻觉具有顽强的惯性;许多时候,幻觉是一种迷人的安慰,哪怕这种安慰已经丧失了令人信赖的基础。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之中,人们可能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冲突:一方面是对于叙事话语的幻觉深为迷恋,另一方面是对于叙事话语的幻觉进行种种揭示与解构--这样的冲突产生在新写实主义小说之中。

“新写实主义”之称的大规模流通是九十年代的事情。无论是嘉许还是否弃,人们都意识到这个概念的规格与份量。不少批评家认为,“新写实主义”是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后的又一面旗帜;它足以与后两者相提并论,从而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内部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无论如何,新写实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事实。大批引人瞩目的小说簇拥于这个概念周围,显示出声势赫赫的阵容;许多富有实力的作家正在一个新的美学口号之下重新集结,踊跃欲试;批评家围绕着这批小说作出了兴致勃勃的阐释,从而使这个文学事实拥有了相应的理论深度。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文学刊物。不止一个刊物为新写实主义小说辟出专栏,或者刊载专题论文。在这个意义上,新写实主义的提出包含了多方面的成功:它是一次别具一格的小说聚会,一个精明的办刊策略,一个审时度势之后文学话题的设计,一种机智的广告术,一种美学偶象的塑造,一次文学批评的力比多渲泄,等等。显而易见,这些成功已经足以在当代文学史上记载了醒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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