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你是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

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

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

孔子的《论语 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牢骚,“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在后代,韩愈在文上主张的“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三、发愤著书的意义和局限

“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黑暗现实斗争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上升为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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