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县长

关于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遭遇问题

尹 县 长

■ (台湾)陈若曦 著

我和尹县长只见过两次面,却老忘不了他。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从北京到西安,住在朋友老张家。那时老张的独子正是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还是个小毛头。才高二的小伙子,他已气宇不凡,张口闭嘴都是“保卫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这小张身上一套草绿军衣,因为舍不得换下来洗,领口和袖口都油污发亮了;臂上套着五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得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其时,他和另一位红卫兵正要往陕南的兴安县,去点燃革命的火种。据说那一带的革命形势远远落后,连个.红卫兵组织都没有,因此西安“红总司”总部决定派两位得力的干部去开展工作。小张是主动要求去的。他本来就是兴安人,十二岁时才随父母迁到省城来,这一次,除了革命需要,还可以重游旧地,探亲访友,堪称公私两便。当然在那时候是绝对不能“公私两便”,否则非受批判不可。因为当时正在“破私立公”,能用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来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我正好办完差事,还有半个月左右的差假,而西安的名胜古迹如大小雁塔、碑林和半边坡的出土文物,早在以往的出差中就游览过。既然觉得呆在西安也无聊,就接受老张的建议,同小张他们去陕南,看看汉中盆地的景物。

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才越过秦岭,到达兴安。这一路除了山还是山,车子老是处于倾斜拐弯的状态。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很不自在,即使到站下车,走在路上身子仍然往一边倒似的。秦岭真是一座厚实的大屏风,岭南岭北两样风光。来前西安已是草枯树凋,秋意萧条,但此地却是一片浓绿,乍疑置身在江南。

小张把我安置在他的亲戚尹老头家里,自己和同学要住到县立中学的宿舍去。尹老头已七十开外,身板仍很硬朗,年前才失去老伴,现在自己住着一大间砖屋,床榻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洁。对我们这些远客的来访,他显然由衷地欢迎。我们一进门,他就笑眯眯的,扔了旱烟袋,卷起袖管,忙着做饭了。小张和他同学也学习解放军传统,搁下行李卷就动手给他挑水、劈柴。

吃罢晚饭,小张俩正要动身去县中,一个戴眼镜穿干部服装的男子跨进门来。小张乍见了他,愣了一会,才腼腆又勉强地向来客喊了一声表叔,接着就把我们介绍给客人,向我们说:“这是我的远房表叔。”他把“远房”两字咬得很重。

因为不知道客人的姓名,我和小张的同学也客气地用“表叔”向他招呼。刚一介绍完,小张就慌张地拉起我的手腕看表,嘴里说着“不早了,怕学生宿舍要关门”,急急忙忙地催着他的同学,一起扛了铺盖卷就走。

小张这位表叔对这匆匆碰面又分手,似乎感到又惊讶又莫名其妙。除了殷勤地向我们点头微笑外,他诧异的眼光一直追随着小张膀子上的红袖章。这个人身材很高,虽然黑黑瘦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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