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

一、主要人地关系学说之检讨

人地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跨学科问题,很多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层次和尺度上探究人地关系的不同侧面。概言之,以哲学、历史学为主体的人文科学主要是从哲学、历史观及伦理层次展开理论思辩与逻辑论证,具有浓厚的主观和直觉色彩;而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科学,则主要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在实证研究层次上加以归纳、概括,所得出的常常是能够实证和实验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升到哲学高度。两方面的研究互为前提,互相影响,也常常互相辩诘,相互补充。但也正因为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常是在不同层次上、使用不同的学科语言和思维方式进行的,不免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混乱与“各说各话”的现象。本文之主旨即在辨析不同学科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思路,检讨其得失。(注:本文主要讨论与历史观和历史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而对于与此关系不大的、或者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人地和谐论以及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则未予讨论。)

1.地理环境决定论

古典时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主要关注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的体格、气质和精神的影响。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气候和季节变换可以影响人类的肉体和心灵。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在重视气候影响的同时,也强调地区的水平和垂直构造及土质肥瘠对于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注:参阅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21页。)柏拉图(Platon)则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注:参阅柏拉图:《理想国》第10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9~423页。)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第一个将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征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并组织起良好的政府。(注: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卷第7节,第243~245页,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琼·博丁(Jean Bodin)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探索了行星对于地球上居民的影响,认为住在世界南方的人受土星的影响,过着宗教修心的生活;住在北方的人受到火星的影响,变得好战,善于运用机械装置;住在中部的人受到木星的影响,能够在法律的统治下过文明的生活方式。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形式的政府。(注:参阅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

近代地理决定论思潮盛行于18世纪,由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率先提出,被称为社会学中的地理派,或历史的地理史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他把地理环境的作用归纳为三种关系:自然条件与人的生理特征的关系,自然条件与人的心理特征的关系,自然条件与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关系。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的民族。(注:参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3卷第14~18章,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7~303页。)他认为:“阿提卡土壤贫瘠,因而建立了平民政治;拉栖代孟的土壤肥沃,因而建立了贵族政治”。“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君主治理,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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