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与台湾解严

蒋经国与台湾解严

(此文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7月21日)

20年前,风烛残年却在岛上拥有绝对权威的蒋经国宣布,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台湾解除“戒严”,从而结束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映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兀,在此之前,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破壳而出,无疑是对“戒严”体制和国民党权威的一次正面挑战,按他们的统治逻辑和思维惯性,那是一定不会容许的,其时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到7年,被军法审判的民间反对精英还在狱中苦熬,一时台北上空阴云密布。没有想到的是,老态龙钟的蒋经国权衡再三,认为国民党不能再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以变应变,决定对新生的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不承认,不取缔”,实际上默许或者说容忍了民进党的客观存在。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20多年后,我们不妨把这番话看作是他的“革新宣言”.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利大于弊,对内争取民心,缓解社会冲突,化被动为主动,对外顺应潮流,改善国际形象。他因此争得政治变革的主动权,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对民进党来说,这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而是长期不懈追求的成果,在正式组党之前,党外批评时政、呼吁民主,以及参选地方公职、民意代表的努力一直在顽强地持续,并由此形成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政治性社团。如果再上溯到雷震等人倡议组党的时代,他们已苦苦追求了三十年。20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领袖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其结果是双赢。

有人说,蒋经国以温和态度应对民进党的诞生,是因为考虑到镇压的成本很可能比宽容还要大。这个说法诚然有一定道理,那几年,因为丑闻频发使他的统治陷入了困境。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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