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锻炼锻炼》

王聚海和杨小四是赵树理笔下,两位农村干部的典型代表,但其性格各具特色:

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和解争端,人们常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他给人平息事端,主张“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

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办事的人就还得“锻炼锻炼”。

王聚海的“和事不表里”,表现在杨小四贴出批评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大字报,大闹村工会的风波,正当大伙想让小腿疼受点教训----送乡政府时,他怕收不了场,站起来让小腿疼回去了;而且在杨小四征求他要不要出大字报时,

他却坚决主张不要出。

他还表现出自以为是的强权主义,主观臆断、刚愎自用、不分是非,以他的势力来压人----他从城关开完会回来后看到杨小四他们在开会,便以为是争论那张大字报的问题,便走上前让他的老嫂子小腿疼回去,助长了小腿疼拒不交待

偷花的事实。

副主任杨小四,1957年改选时任职,可他一个年轻干部,便是王聚海眼里坚持需要锻炼锻炼的人。而他却是个精明干练、敢想敢干、有头脑有思想的青年干部。他不怕招惹麻烦,贴出的批评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大字报并在小腿疼大闹村工会的威胁下没有表现出一丁点退缩的意思而是主张要把小腿疼送到乡政府给她点教训,压压她的嚣张气

焰。

在村支书和村主任去城关开会把整风和生产交给他组织时,他表现出的有组织、有方法、果断、坚决治了小腿疼的“腿疼”,也揭了“吃不饱”的比谁都吃得饱的谜。他在一开始安排生产工作时的讲话,把当前生产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接下来的工作分配的合理有序,规定的处罚方式也妥当严密;在开始摘棉花的当天在地里杨小四当着各队长和群众的面,又具体部署了各队的工作和任务,没有给那些偷花、找借口不出工的人留任何可乘之机;在他发现小腿疼等四人偷花的事实时,又组织开大会的形式让她们交代;又有计谋的把最难对付的小腿疼放在了最后,让她先产生极大的压力不得不交代事实。 -----不难看出总是要求别人锻炼锻炼的“和事佬”-----王聚海主任本身确实还得锻炼锻炼,而王聚海眼里需要锻炼的年轻干部杨小四却表现出果断、干练的工作作风-----不仅治好了最难斗的两位落后妇女,更很好的调动了农民参与

生产的积极性。

显然,“乡村民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农民”的一个视角,无论是对乡村的现 实的悲悯还是浪漫的诗化,都不能

看作是真正“乡村的民间”,而是“文人(或人文)的 民间”,而从本质上说,它们已经不是民间了。

真正富有某种“原创”色彩的乡村民间叙事的首创者是赵树理。虽然赵树理一向被认 为是坚持“二为方向”的代表作家,是《讲话》以后最典范的“主流”作家,但他的小 说的活力和鲜明的喜剧式的叙事风格,无疑源自其对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精神的吸纳, 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虽然也注入了社会变革 、人的解放的主题,但实际上作家在面对这些政治内容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化地套用意 识形态的表现方式,而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的。为什么 他小说中前台的主要人物给读者的印象还不及那些次要人物深刻?为什么像“三仙姑” 和“二诸葛”这样的人物不过三言两语就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这些小说为什么让 人百读不厌?这是因为作家对纯粹的而没有经过“修改”和扭曲的、未经主流意识形态 的解释的民间文化因素与民间艺术传统的特别地道和抓住了神髓的把握,类似“米烂了 ”和“不宜栽种”等民间叙事因素是其小说充满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在50年代发表 的《登记》、《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之所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的一贯风格 ,还具有活力,也是因为这一点,“小飞蛾”、“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 、“惹不起”、“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饱”……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 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才依旧具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的神采与魅力。但也很明显,由 于作家不得不对其原有的纯粹民间性的叙事方式有所改变——以表示其“进步”性和“ 自觉服务”的立场——《登记》要逊色于《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如果不是作家 刻意表现了两个喜剧式人物的话,也会平淡得多。至于《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 福》这样几近沦为“先进人物通讯或特写”的小说,则已全不见了赵树理所本有的天分 与活力。一个新文学史上杰出的特色作家就这样江郎才尽,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原因 就在于真正的乡村民间社会空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可能 ,而赵树理所赖以依托的民间性的文化因素——那些古老农业家族谱系上的人与事、情 与态也就随之消亡殆尽了。 在赵树理之后的当代作家中,真正能够“下降”到民间意义上的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 几乎是难觅其踪的,在赵树理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山西“山药蛋派”作家们虽然继承了赵 树理小说中写人记事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喜剧式的笔调,但在整体意识上却很难接 近民间文化的根系,并写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和真正具有农民文化内涵的人物。仅仅是 在民间性的因素上也是越来越少的,建国之交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还有一些踪迹 (如老孙头一类人物等),再到梁斌的《红旗谱》中就已经把最初朱老巩一代的传奇故事 装饰成了革命家族的历史,再到浩然这一代作家那里,乡村生活已经必须

完全按照阶级 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模式来安排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没有被精英文化完全控制的作家,他就是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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