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书，汉代班固、郑众、许慎对其有着不同的称名和排序。后人加以折中，采纳了许慎的名称和班固的排序。有学者认为：“清代以来，一般学者关于六书称名，大致采用许慎之说（只有形声有时也称谐声）；于六书序列，则采用班固之说，成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从上引“六书三耦说”可知，实际上南唐宋初的徐锴早已采用这种做法，而时间则比清代提前了约七百年。尽管在论“虚实”时，为了便于称说，他有时把形声列于会意之前，但从整体看，他是采纳了许慎的名称和班固的顺序的。 将六书按“虚实”两两分组，就将三耦之间、各耦之内各书的不同特点凸显出来，这一点对于后人进一步研究各书的特点极富启发意义。宋人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他又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六书略·指事第二》）文是独体字，字是合体字，而假借视本字而定，故文、字兼有之。他从“文”与“字”这两种不同结构类型入手，划六书为三类，标准明确，三类的区别立显。在三类内部，又两两各有区别。“指事类乎象形：指事，事也，象形，形也。指事类乎会意：指事，文也，会意，字也。”“谐声者，一体主义，一体主声。二母合为会意。会意者，二体俱主义，合而成字也。”（《六书略，会意第三上》）郑氏的说法与徐锴“形则有形可象，事则有事可指”“，会意。。无形可象，故会合其义”“，形声。。以声配之为分异”的论述比较接近。

月隐寒霜|诗|词|曲|赋|文章|现代诗|理论|国学|宗教 清代学者中，坚持按班固顺序排列六书的代表人物是王筠。他在《说文释例》中说：“六书次弟，自唐以来，易其先后者，凡数十家，要以班书为是。”他采用“六书三耦说”，认为象形实，指事虚，会意实，形声虚，转注实，假借虚.他论会意、形声的虚实不同于徐锴。其后龙学泰《六书三耦说》也说：“若以制字之先后论之，则依类象形谓之文，象形指事为最古者也。形声相益谓之字，会意谐声其后益者也。字孳乳而寖多，转注假借，又其后之所多者也。此则以次序为偶矣.胡韫玉《六书浅说·六书之次弟》也持同一观点。他还以“虚实”为标准，辨明指事当在象形之后，形声当在会意之后的理由。尽管清代学者中仍有人坚持许慎的六书排序（如段玉裁），尽管在古汉字形成之初，假借法的使用实际上是先于形声的，但大多数人仍坚持班固的六书排序做法，直至现代，讲传统六书者仍沿用此种排序，这与徐锴“六书三耦说”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词是怎样从一个语源派生发展起来的？又是怎样循其声义各为制字的？

例如：述说的说、阅读的阅、租税的税，即属同一语源的派生词字。首先从音读上看，这三个字都从兑得声，而且“说”字就同时兼有这三个音读，可见这三个字的读音在周秦是相同的。再从义训上看，三字也相通。《说文? 言部》说：“说，说释也。一曰，谈说。”而《诗经》毛传曰：“说，数也。”《荀子?劝学》：“诵数以贯之。” 在《荀子》其它篇中“诵数”也作“诵说”。由此可见知“说”与“数”在意义上是紧密关联的。述说的说，就是一件一件地陈述，也就是具数而称之的意思。《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汉王面前陈述厉害，张良说：“臣请籍前箸为大王筹之。”接着，就用筷子列举了八条害处。这段记载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说”就是列数而述。“阅”的本义应训“检阅”①①。《说文?门部》：“阅，具数于门中也。”《左传?桓公六年》：“秋，大阅，简车马也。”《周礼?大司马》：“中冬教大阅。”郑玄注：“简军实也。”诸列用的都是阅之本义。古代检阅或在城内，或在庙内（皆见《左传》），可见检、阅都有在

“税，”“租，门中点查数目的意思。引申之，逐字览读也叫阅。再看税字。《说文?禾部》：租也。

田赋也。”但是最初租与税是不同的。租是奴隶制社会剥削农奴的手段，税是封建社会剥削农民的制度。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对奴隶进行力役之征。《周礼?天官?小宰》：“听政役以比居。”郑玄谓政即征字，也就是《小司徒》、《旅师》中所谓的“地征”、“薄征”，亦即赵歧《孟子?尽心》注中所说的“征，赋也。”征役就是力役之征。租也就是殷商时代的“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