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印度，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文化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最终与儒、道两家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驾马车”，在儒、佛、道三家中，佛教自南北朝以来便大有“外来居上”超越儒、道两家之势，以至于到了今天，中国虽然不是像泰国、老挝那样的佛教国家，但我们一般对佛教都不陌生，不管信不信佛，一说到佛、菩萨往往都会心生三分敬仰，这种文化心理的出现，与所谓的“佛教中国化”有关。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播和发展，最终使得佛教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而被中国化了，使得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现在，你若是愿意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间做一个调查，那你就会发现，他们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基督教，但绝对不会有人不知道佛教；而且知道基督教的人肯定会说基督教是外国的“洋教”，但即使是佛教徒，他们头脑里有时也没有佛教是外国“洋教”的概念，他们觉得佛教就是中国自己的宗教，就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佛教中国化之彻底之成功于此可见一斑。

确实，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中国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相当成功的。由于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被整个地翻转成了中国佛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佛教的山林化。印度佛教一般而言都还是“社区佛教”，佛教寺院（或精舍）大都坐落在居民区内或离居民区不远的地方以便于教化的进行。但是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便渐渐地山林化了，“深山藏古寺”，哪儿山远林深就往哪儿建寺院，以至于“天下名山僧占多”，弄得中国佛教的主流最终变成了“山林佛教”——中国佛教的山林化乃是我们谈论佛教中国化首先得明白的。 “世上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这是中国佛教自古流传的一句谚话，其后半句乃是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一个形象写照。然而，反观印度佛教，至少在释迦牟尼住世之时，佛教并没有山林化，甚至还反对山林化。虽然释迦牟尼出家之初也是钻进雪山苦修，但他最终还是在放弃了这样的避世苦修后才觉悟成道的，并且在成道后，首先赶往婆罗奈城郊的鹿野苑，向阿若憍陈如等5人讲说“四谛”之理，这就是佛教史上被称为“初转法轮”的释迦牟尼初次说法。众所周知，佛教的目的是要教化众生，而要教化众生，佛教就不能远离人群而山林化，正因如此，不但释迦牟尼初次说法的鹿野苑，而且佛经中记载的佛说法的几乎所有地方，都位于离市区不远的城郊，甚至就在市内，唯其如此，佛才能得众生而教化之。

远离山林在世间活动的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渐渐地被中国的僧人们从世间带进了山林，只是这个山林化的佛教运动并非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早期（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中国佛教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有意图的山林化倾向，汉魏时期的寺院分布主要还是集中在城市，后来至东晋、南北朝又慢慢延伸出都市周边的“近郊佛教”。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张伟然先生的研究，当时“在一些靠近都市的山地，由于既不远离都市的便利，又能享受山林的乐趣，也就成为很多名寺的荟萃之地。很明显，这种类型的山地比荒郊野岭、人迹罕至的山地更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南北朝时期较著名的如建康（今南京）钟山、摄山，江陵（在今湖北）上明山、覆船山、玉泉山、青溪山、四望山，番禺（今广州）灵鹫山、云峰山，吴县（今苏州）虎丘山、寿春八公山，临湘（今长沙）岳麓山，襄阳砚山，洛阳北邙山，平城（今大同）武州山，长安（今西安）塞山等”，都是“近郊佛教”的“风水宝地”。总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大造佛寺，走的是“都市佛教”（含“近郊佛教”）的路线，这种佛教发展模式到南北朝时乃达于顶峰，如北魏杨衔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