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儒家文化为渊源的东亚社会,随着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侵入,两者之间必然产生冲突。韩国社会基督教文化与韩国本土的祭祀礼仪之间的冲突便是其典型[1]。本文通过探讨韩国基督教与儒家祭祀礼仪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应用纳什均衡加以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礼仪冲突最终将会在本土实际情况的影响下,走向融合,冲突是暂时的,融合才是最终趋势。

传统礼仪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冲突与融合

—对韩国社会基督教与传统祭祀礼仪的冲突的反思

（安徽财经大学09行政管理 程小飞）

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渊源的东亚社会，随着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侵入，两者之间必然产生冲突。韩国社会基督教文化与韩国本土的祭祀礼仪之间的冲突便是其典型[1]。本文通过探讨韩国基督教与儒家祭祀礼仪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应用纳什均衡加以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礼仪冲突最终将会在本土实际情况的影响下，走向融合，冲突是暂时的，融合才是最终趋势。

关键词：基督教；祭祀礼仪；纳什均衡

(一)：引言

自基督宗教舶来东亚伊始，就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礼仪之争”。作为文化冲突的某种形式，“礼仪之争”乃东亚国家(中国与韩国)曾在近代史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其中韩国的祭祖问题是一个相对来说较有特点的问题。

基督宗教初传韩国时期，传教士们依据《圣经》的说法，把祭祖视为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偶像崇拜。直到现在，祭祀仪式仍被视为韩国基督教“本土化”中的最大问题，也就是说传统上的崇祀祖先仍与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韩国基督宗教内外围绕着祭祖问题引发的矛盾与争论已经对韩国文化提出严峻挑战，因为它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既体现于家庭成员之间，亦呈现于亲族和邻里之间。坚守儒教传统的韩国民众认为基督教无视祖先乃是不孝，因而是一种“邪教”，由此导致了诋毁、排斥基督教的社会行动。而韩国基督教内部为了推进韩国基督教的“地方化”(本土化)也不得不谨慎对待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

那么，如何围绕祭祖这一“礼仪之争”问题，探讨基督宗教和传统儒教间的切磋关系，超越其间的无谓纷争，达成文化间的默契与共识，从而推进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地方化及传统思想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且饶有兴味的问题。

（二）对基督教与韩国本土祭祀礼仪产生冲突的原因的探索：

1：儒家性理学宣扬孝道，认为祭祀乃人孝之根本。

面对祭祖问题，韩国天主教在18世纪末经历了相当严峻的历史考验。发生于1791的“辛亥教难”的起因是天主教徒权尚然在北京主教的授意下废除了祭祀，并放火焚烧了神主，后来被官宪逮捕判处死刑。此后连续发生了围绕政权的党派纷争与政治观念形态相结合的三次较大的天主教压迫，即辛酉教难(1801)、乙亥教难(1839)与丙寅教难(1866)。祖先崇拜问题就是当时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1893年政府刊行全国的《斥邪纶音》和丁夏祥所著《上宰祥书》分别代表了当时关于祭祀问题的政府立场和天主教的护教立场。总的来说，《斥邪纶音》是一篇站在儒家正统性理学立场上批判天主教的代表文献，其中有文字说到：

父亲生了我，而母亲养育了我，报恩乃天地伦理，是天下生民不可抗拒的最根本，却说生我的人是肉体的父母，以天主为灵魂的父母，认为该亲，该爱，该奉养的人在那，不在此，竞自己断绝父母亲亲情，怎可以血气伦理所容忍。祭祀的礼即顾虑前方报答根本，作为孝子就无法容忍父母之死，废除祭祀即称死者与生者无关，那么真实如此，所说的灵魂可有依靠，老虎再恶也懂得父子情，即使是微生物也有祭祀之意义，乌龟即使是圆脑袋和方正的脚也可同老虎和微生物相比，作为人怎能恶极如此。

我们知道，儒家在朝鲜时代得到官方的推崇，但那个时期的儒家仪礼的社会功能不同于高丽时代的佛教，亦不同于民间礼俗。儒家仪礼的根本特点在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祖先崇拜，因此祭祖活动是有自己限定的信仰对象的。随着儒学的传播，儒学的鬼神——灵魂观也进一步为韩国民众所接受。也就是说，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儒家祭祀概念可以在儒家正统的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