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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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赏析】

哀婉悲情的文化挽歌

———评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王春林

张玲玲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迟子建今年虽然只有45岁，但她的创作年龄却已经有二十余年之长。被人们习惯于称之为东北才女的迟子建是一位不仅创作数量巨大，而且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的实力派女作家，是当下时代女作家群体中的佼佼者。此前，她已经先后获得过两次鲁迅文学奖。迟子建可以说是长中短篇各体兼擅的一位全能型小说家，这次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之所以能够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我想，与当下时代正在方兴未艾的多元文化形态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迟子建这部作品的写作本身，就与多元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小说具体描写表现的是我国东北一个差不多已经彻底消亡了的鄂温克族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表现对象的这样一种选择首先就充分地凸显出了作家的艺术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说，迟子建的这部长篇小说如同贾平凹的《秦腔》一样，也可以被看作是一曲哀婉沉痛的文化挽歌。只不过，贾氏哀叹着的是在中国历史格外悠久漫长的乡土文化，而迟子建所痛惜着的则是一种在生态文化的意义上具有突出价值的原住民文化，在作为现代化象征的汉族主体文化的挤压与逼迫之下，最终无奈地消亡的这样一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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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阅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的既有作为游牧民族的鄂温克人对于自己赖以为生的大自然那样一种敬若神明般的敬畏与崇拜，也有鄂温克人面对频繁降临的死亡时那样一种达观而超然的姿态，更有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困境中激发出来的鄂温克人那样一种坚韧的生存意志与生存能力。在小说中，作家对于鄂温克人复杂的人性构成同样进行着一种堪称悉心细腻的描摹与展示，作家那样一种格外宽厚广博的悲悯情怀足以打动每一位读者的心灵世界。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位历经世事沧桑的九旬老人，是鄂温克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叙述者之所以自称是鄂温克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所暗示说明的正是鄂温克民族与鄂温克文化的一种完全消亡。一个以部落生存为基本特征的民族居然连酋长都不再产生，它所预示着的当然是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游牧民族的彻底解体。迟子建是一位擅长于关注表现底层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优秀作家，她在一部被命名为《伪满洲国》的长篇小说中所采取的依然没有将自己的视点更多地投注到政治之上，依然把自己的关注视野主要地投射向了在生活底层挣扎生存着的芸芸众生，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