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法哲学资料

280社会科学战线 2008年第7期 书评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权重构

———评张云鹏《文化权: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

邓正来

　　众所周知,自19世纪以降,与自然科学相对照,文化研究以及对文化研究的研究便成为推进人类思想进程最为紧要的论题之一。它的紧要性不仅表现为西方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向,亦即由“理性的批判”转向“文化的批判”,①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人们进行思想、理解各种其他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智识根据,“世界结构”化与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我认同与他者

)一书视为是一认同的向度》(以下简称为《文化权》

业已成为能否将文化研究向纵深推进的一个共识性前提;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论者意识或不意识这一前提的理论意义,“作为文化研”,提出支配权力/权/权利的“文化权”这一范畴,便有可能使得文化与权力这个论题更加明晰并揭示出它所具有的更多向度。

2.文化权、文化霸权和文化认同

显而易见,经由对布迪厄“习性———场域———资本”理论模式的文化—权力分析,《文化权》认为这一理论模式为文化权研究提供了一种典范,而“习性”、“场域”和“资本”这三个“关键词”则是在同一个系统内实现了自身的同一性和有效性。再者,《文化权》认为,将上述对布迪厄理论模式的分析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人们洞见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下世界关系场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正是通过其文化资本的输出而对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权进行宰制的,而后者则往往诉诸多元文化认同来抵抗或摆脱前者文化霸权的支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这两者之间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均在同一个世界关系场域结构中展开,因此它为人们对文化霸权与文化认同进行文化权解释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3.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文化权的重塑

种推进当代文化研究的智性努力。而对这种研究给出严肃的学术评论,在我看来,也是将这种研究在知识脉络中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路径。即便如此,囿于篇幅,本文的评论也只针对《文化权》对推进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做一番简要的讨论,即这种文化研究较之以往的研究在增进对当下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方面究竟有什么知识增量?据此,本文的论述构架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将扼要地梳理出《文化权》中几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并辨析它可能涵盖的理论意义;第二部分则试图经由初步的反思和追问,开放出几个隐含在《文化权》这个问题背后有待进一步追究的理论问题;第三部分则经由对《文化权》进一步的反思而对这种文化研究在知识增量上的意义和限度进行检讨。

一、《文化权》问题之分梳与辨析

　　1.“作为文化研究不在场的在”的文化权

毋庸置疑,文化与权力之间颇为繁复又甚为紧密的关系,经由卡尔 马克思、安东尼奥 葛兰西、米歇尔 福柯和皮埃尔 布迪厄等人的深刻论述已然成为文化研究乃至整个精神科学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这种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一论题的讨论

《文化权》的一个前提性认识是当下展开的极其复杂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文化权的重塑提出了文化转向的总体性要求。显而易见,这个前提的理论预设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无法满足中国现代化转向的要求,也无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因此,在全球化这个历史性条件下,中国文化权重塑的一个前提性要求便是尽快实现向一种更具现代性的文化转变。正是在这个认识的

作者简介:邓正来(1956-),男,上海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

长,研究方向: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

　　①参见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