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法哲学资料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权重构

基础上,《文化权》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防止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化的掩饰下对中国文化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则应当在现代性的视域下重塑中国的文化权。这在《文化权》中便意味着要努力处理好全球文化普世化与地方文化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努力发展儒学并使之沿着现代化的轨道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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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危机的核心论题:论证权利平等何以可能;而且该问题自身所具有的困难之处也使得同样立基于主体间对话关系和个体主义权利与集体认同悖论的查尔斯 泰勒和尤根 哈贝马斯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分析理路。前者的诉求由认同政治(politicsofidentity)转向了“承认的政治”(politicsofrecognition),而后者的诉求则更强调那种使得私人自主性与公共自主性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主体间性。再者,同样面对这个问题,约翰 罗尔斯则经由《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再到《万民法》,努力寻求一种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以使得秩序良好的自由民

①凡此种种,主社会与秩序良好的体面社会和谐相处。

二、文化权背后所隐含或

有待进一步追究的问题

　　1.对文化研究理论脉络问题的追问

《文化权》从学术史的角度为我们勾画出了一条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马修 阿诺德———伯明翰文化主义———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伯明翰的晚期转向。这显然是一条以英式文化研究为主的理论脉络。应当承认,对这一脉络的勾画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隐含在这一脉络背后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和意义。在我看来,的。首先,的转换,亦即由“转向了“文化的批判”,从而试图将思想上的反思和批判追究到先于理性的前提和根据这一层面;其次,与《文化权》勾连更为紧密的是,它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意味着转向“文化的批判”的文化研究自身内部的一个转向,亦即由“精英—大众”二元对立模式转向了“文化———权力”分析模式,从而将反思和批判追究到文化背后的前提和根据这一层面。因此,这种对文化脉络之转向的追问至少为我们开放出了以下问题:是什么支配了这种转向?这种转向在何种意义上对当下的文化研究构成了限制?又在何种意义上为当下的文化研究保有了动力机制和开放向度?

2.文化霸权和文化认同背后的问题与意义

足以见得这对问题背后的“文化”与“公共性”问题在当下的深刻的理论意义及其所牵涉到问题的繁复性。

3.,《文化权,但是与此同时,,80年代中国文化大讨论中“面对现

②这种疑代社会两面作战的疑虑和不安”这个大问题。

虑和不安一方面源自对中国被裹挟去破除“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承认,而另一方面则源自对西方透过对自身现代性的批判而产生的现代性负面价值的承认。这种“双重承认”为我们的思考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或者以何为根据来看待现代性?我们能否摆脱现代性对我们的支配来反思现代性?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必然要求我们对现代性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做出我们这个特定时空的历史决断。

三、对《文化权》文化研究的反思和再检讨

　　1.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视角之检讨

众所周知,视角问题既构成了一种研究的意义与限度,也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提供了某种可能。在我看来,《文化权》所选取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理论意义除了上文所述的可以把诸多当代重大的理论问题勾连起来以外,还在于它把我们进行文化权重构的立场问题凸显了出来。它不仅关涉到了康德的自主性概念、查尔斯 泰勒的本真性概念与建构“主体性”中国的关系,还关涉到了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受到双重强制的中国如何建构

③但是不无遗自身的话语以及重塑自身文化权的问题。

诚如前文所述,在对中国文化权理论问题的建构中,《文化权》颇为敏锐地把握住了一对重大的政治论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融合、多元文化与文化认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这对问题在逻辑上的限定作用,却未能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这对问题背后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它们限定了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结构中的权力———文化场域关系,而且还在于它们标示出了那种源自黑格尔普遍性—特殊性问题的文化与公共性之间极为繁复的辩证关系。这对问题中的辩证关系不仅体现在那个引发了自由主义原理正

憾的是,《文化权》所缺失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视角或进路,这不仅使得《文化权》整个理论的建构

①参见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共性〉导论》,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②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页。③邓正来:《中国法律哲学的当下使命———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